财政金融协同创新应对风险挑战

日前，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举办的“新中国70年财政金融协同创新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表示，在当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各种风险和挑战犹存的背景之下，不仅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的功能，而且更应该注重发挥两大政策的协同效应。

何德旭：

财政金融协同创新既重要又紧迫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表示，近年来，无论是在促进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还是在保持宏观稳定方面，政府都高度重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财政和金融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以至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功不可没。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各种风险和挑战犹存。不仅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的功能，而且更应该发挥两大政策的协同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让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很难依靠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平复经济波动，所以各国也越来越重视政策组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手段，在多数情况下，都呈现一种协调配合的态势。同时，由于宏观政策的目标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与金融的组合方式，以及它们的协调配合上也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经济系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外部冲击更加严峻，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也不仅是简单的保增长或者防通胀，还要考虑到稳金融、稳预期、稳就业、防风险等多重目标。新的情况、新的背景、新的形势使得依靠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解决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高培勇：

在新时代背景下理解财政金融协同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认为，要放在新时代背景下，去理解财政金融协同创新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到发展理念、社会矛盾以及宏观调控手段的变化。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关联，不仅在政策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需要彼此协调，而且要形成合力。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提法。那个时候体制上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财政、银行是一个部门下面的两个系列，彼此之间的协同在行政上也是有相对保障的。如果要在两者之间寻求连接点的话，就是国家的计划。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经济体制变化了，在这种经济体制的变化过程中，财政和银行两个部门分家了，在八十年代，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正式分立，而且组建了各种专业银行(现在叫商业银行)。

财政货币政策彼此具有独立性了，因而协调配合就必须寻找新的连接点。这个时候的连接点就由“计划”转变为“赤字”(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作为一个连接点，在1994年之前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要给财政透支，要认购财政所发行的国债。在1994年之后，财税体制改革有个重要内容，要彻底斩断货币发行和财政赤字之间的这种联系。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变化。

2012年之后，随着十八大召开，随着中国经济出现的转折性变化，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所以当谈到财政金融协同创新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理清的一条。既然是在新时代，就得把财政金融的协同创新放在新的经济体制背景条件下、新的经济运行的环境条件下去定位，在此基础上比较它和以往的差异，从而找准协同的部位和创新之处。

十九大之后，经济的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主要聚焦的问题也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第一，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进入新时代之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前，我们提到发展理念的时候，它的背景就是物质短缺，落后的社会生产同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它主要是植根于物质短缺这样的经济基础。在物质短缺的条件下，我们整天想的是如何去增加产量，如何去做大经济规模，如何去提高GDP的增速，一切自然都要围绕GDP的规模和增速转。而到了新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物质变得充分了，矛盾转化成不平衡、不充分了，这时候发展的聚焦点就要转到质量和效益问题，而为了实现质量效益层面的跃升，就要提出和以往不一样的发展理念。这种不一样的发展理念不再是紧紧围绕GDP来转了，而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和金融的协同，就不再是仅仅盯着经济的增速，而且要盯着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两者之间彼此相融的道路来。所以这是我们的新的协同部位，要在这个部位实现创新。

第二，讲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候还必然要提出经济运行当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一个十分深刻的变化，带给财政、金融协同创新的命题也是极其深刻的。在聚焦总量问题，而且把主要聚焦点放在需求一侧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协调实际上是着眼于破解社会生产能力的约束，从而去做大经济总量，而做大经济总量需要以需求来牵引供给，自然就会把主要点放在需求一侧，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从而带动整个经济总量的扩大。而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金融的协同自然要转向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来满足人民的需求。协同创新所要瞄准的就不仅仅是解决总量问题和需求问题了，而且要解决结构问题和供给问题。

第三个方面，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涉及到宏观经济政策，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体系。而现在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能再单单用政策去破解，不能只依托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手段，必须政策+改革，而且主要靠改革。在这个时候，财政、金融的协同部位，要从政策的协同拓展到改革行动的协同，或者说是政策+改革的这么一种协同。对政策层面的协同我们比较熟悉，但是对改革层面的协同，我们该做什么，这是必须回答的新的命题。

总之，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研究财政金融的协同问题，不能延续以往的惯性的这种思维方式，而必须反复告诫自己，我们是在新时代，在新阶段研究老问题。用新提法来表述老问题，其目的就在于我们要用变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来研究新时代、新阶段的财政金融协同创新问题。

刘尚希：

财政金融体系协调亟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财政金融之间的协调是金融体系、财政体系之间的协调。当前迫切需要基于长期战略的整个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协调。

刘尚希认为，财政体系不仅仅是财政部门，而是财政当局+公共服务。其中，财政当局包括了现在的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准确地讲还有国资监管部门。公共服务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金融体系涉及到金融当局+金融市场，金融当局包括现在的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是广义金融的领域。财政金融之间的协调，就是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之间的协调。

他认为，这需要更高层面的制度方面的安排。当前，在金融化的背景下，财政金融协调的目标问题实际上就是风险问题，因为当前这个经济社会以及全球，面临的就是不确定性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而我们现实中由于这种循环不畅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的堰塞湖，是循环不畅所导致的。

一是社会供给、社会需求的结构性脱节。这是因为我国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市场机制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金融供给、金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脱节，导致经济活力不足。三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结构性脱节，这涉及到教育、健康医疗卫生、科技等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

刘尚希说，整体看，就是三个方面结构性的脱节，产生了经济下行的风险、经济没有活力的风险、发展后劲不足的风险，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需要财政金融两大体系之间的协调去化解。如果不能协调的话，会造成更大的风险。

杨志勇：

依国家治理构建新型财政金融关系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在他看来，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来构建新型的财政金融关系，最大的可能是从功能配置上重新去理，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比如财政金融机构改革问题。

杨志勇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去理解财政金融的新关系是个新问题，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不只是内部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匹配的问题，而且是各国之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影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各国之间的外部性的问题。而在未来，财政金融关系大的方向就是共同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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